摘要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判断志怪文体之所以发生、兴盛,是因为古时巫风炽盛,古人对人世与灵异“固无诚妄之别”,而志怪小说延宕至民国,则体现了“无诚妄之别”的认知混沌在延续。沈从文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写作颇重对传统志怪文体的借鉴,并针对鲁迅的判断,在自编的《中国小说史》中谈道:文学史上“述鬼”的渐多,并不反映认知混沌,反而说明了“人欲觉醒”的发生。沈从文在“现实”与“虚构”的尺度调转间翻转了鲁迅的小说史叙事,并将志怪作为爱欲书写的“比兴化”方式,旨在重新厘定“人的文学”“剥离情欲的优美”“禁忌与道德的尺度”等价值范畴,并探索传统志怪文体在“寄托治道”、保持“文学性”及贴近“现世生活”上的现代化路径。深入考察沈从文对志怪文体的重新阐释及创作吸纳,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沈从文的小说观,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沈从文1940年代批判性写作转型的思想动机。
出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北大核心
2025年第5期144-164,共21页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基金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文学教育与私人话语的互动:西南联大师生日记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GD24YZW04)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6批面上项目“西南联大新文学教育论争研究及史料数字化整理”(项目编号:2024M760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