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文化上有着紧密联系的中国、日本和韩国都曾以简牍作为其行政文书的载体。自20世纪初在中国西北地区首次发现汉晋简牍以来,一百余年间在三国境内发现的简牍已达数十万片之多。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简牍数量的不断增长,与之相应的简牍学术研究也在三国蓬勃发展。但由于研究对象的时代差异、形态差异及内容差异,学界对于它们的比较研究还相对欠缺。但事实上,三国简牍间的源流关系十分明显,特别是三国简牍作为文书政治载体的性质是相通的。这正是三国简牍比较研究得以展开,进而超越中、日、韩三国各自的简牍学,形成一个有着更为广阔视域的“东亚简牍学”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