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后汉书》中的"行春"一词,不见于《史》、《汉》等文献。尽管与"行县"仅有一字之差,但二者不宜混为一谈。"行春"固定于春月;"行县"时间则不固定。"行春"以礼仪展示为导向。其间劝农、"班春"等使命,以及郡守的出场方式和行为举止,均旨在强调帝国的时间观念和统治者的神圣权威。"行县"则以履行职责为指归,基本不具有礼制色彩。"行春"的出现,与月令在政治中的影响力抬升密切相关。月令不断向"行春"礼制提供经典依据。然而,由于月令这一理论来源过于理想化,不仅导致"行春"内核空虚,也导致其他根据月令精神设计的制度难以被贯彻。
出处
《中国史研究》
CSSCI
北大核心
2014年第1期15-33,共19页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