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苏轼一生有大量涉及楚辞和屈原、宋玉的文学创作或文学评论,他对楚辞的接受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楚辞艺术精神的评价与继承,二是对屈原人格精神及其死亡选择的肯定。而他对宋玉的接受与超越主要体现在充分肯定《风赋》的讽刺主旨、灵活运用宋玉作品的意象、重构宋玉作品意义的内涵。其作品大量运用宋玉诸赋中的典故,有正用和反用两种方式;他对宋玉作品意义的内涵重构,体现为重构“悲秋”的情感内涵、重构“快哉”的精神内涵。由《九辩》的“悲秋—失意”模式向“赤壁二赋”的“秋景—哲思”转化,黄州时期的“快哉”包含“天籁”和“浩然气”,是浩然正气、自适快意的内涵,正是他轻视贬谪忧患、正直刚大人格精神的体现,其务实理性思维的体现,这种精神和思维方式对他抵御逆境和困境有积极的价值与意义,也实现了对楚辞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超越。
出处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26年第2期71-77,共7页
Journal of 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