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革命之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这句在《〈新俄画选〉小引》中对现代木刻版画的概述,几乎成为后世研究鲁迅推广木刻版画的原因以及现代木刻版画特质的最常见推断,也定义着现代木刻版画研究的基本落脚点,即左翼美术运动的丰碑。无疑,自新兴木刻运动以来,木刻版画以其特有的强对比色调与大众传播属性,成为现代美术史中最具特色的先锋艺术。与此同时,我们无法忽略的是现代木刻版画的客观技术条件及都市文化兴起的社会背景。在鲁迅自发创办文学艺术杂志、推介木刻版画的同时,《良友》画报(1926—1945)、月份牌广告画,以及电影杂志等印刷出版物都达到了广泛传播的鼎盛期[1]。更不必说,清末民初《点石斋画报》的出现,早已使彼时的中国进入“图像时代”[2]。在各类商业画报透过石印技术不断展现国人面貌之时,现代木刻版画要通过怎样的表现形式去完成其“献给大众”的使命,又怎样形成其专属的“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由此问题出发,本文试图从木刻版画所处时代的横截面来重新审视在都市印刷文化趋近成熟之时,木刻版画如何处理自身与再现对象的关联,以及木刻艺术家如何从模仿西方版画中的人物形象,转变为描绘带有自身时代特性的主题。更重要的是,怎样的技术条件与作者关切,使得对“群像”的再现得以在木刻作品中不断重现,这些都将是本文要讨论的要点所在。
出处
《艺术设计学刊》
2025年第3期93-98,共6页
Academic Journal of Art and Desi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