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南宋奏议编注大多受到以“是元祐而非熙丰”“直书安石之罪”为标准的意识形态审查,《宋朝诸臣奏议》也不例外。作为现存最早奏议总集的编者,赵汝愚有意与官方意识形态合流,选篇排斥收录新法参与者的奏议,注文将奏议文章还原于特定历史语境,对王安石“三不足”之说进行驳斥,并通过对文字形式和注文叙述视角的灵活运用,将北宋历史叙述为庆历—元祐和熙宁—绍圣模式的二元书写。在绍熙五年的庙议中,赵汝愚利用《宋朝诸臣奏议》为其政治主张提供合法性依据,由此引发朱熹对该书编注体例的批评。以学术关联政治还是尊重学术独立的不同取径,成为二人意见分裂的重要渊源。
出处
《文献》
北大核心
2025年第3期4-29,共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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