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代干谒文中士子常构建一套自身干谒非为历抵公卿,乃为结交知己的话语模式,此时“知己”被赋予了更加功利化与政治性的含义。该语境中干谒行为进入了儒者的实践古道、经世济民价值体系中,被干谒者成为能同情同道贫苦遭逢的知己。在儒家思潮复兴的背景下,盛唐之后的干谒文中展开诸多关于“被荐”理想的论述策略,并以儒者社会职责相责求。中唐士人更加强调先达接引后进“垂光后世”的益处,认为知遇是双向选择且彼此成就的过程,进而从为国为公的角度论述荐贤,构建了盛世与“贤才广来”之联结下的宏大叙事。同时唐代干谒文中常将干谒者与被干谒者之关系,强化为门生与座师的关系,也构建了彼此名望相需的论述模式。
出处
《唐代文学研究》
2023年第2期225-250,共26页
Tang Dynasty Literature St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