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嵌入性”作为内化于中华民族的“基因”,本质上是一种“共在”,它的“表达”深植于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之中。不过,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嵌入性表达并非一个线性的累积进程,而是一个“脱嵌→再嵌入”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在每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拐点之处,嵌入性表达都会面临着重构议题,新时代亦是如此。通过考察新时代云南入选国家民委命名的8个示范社区,研究发现:在多民族社区的嵌入性表达过程中,交往方式现代化的双向重构效应突出。一方面,交往方式现代化所带来的“出则乘车”“入则上网”是各民族居民脱嵌于所在社区的重要动因;另一方面,通过重建“生活世界”中的步行交往体系、顺应“自我社会”中的数字媒介变革,交往方式现代化为更高层次的再嵌入提供了重要契机。相对于非民族地区的多民族社区与民族地区的一般社区,民族地区的多民族社区“地方性”更为突出。循此视域看去,交往方式现代化之于嵌入性的辩证表达,虽然仍立足于地方,但地方已不再限于本地;“邻近”并没有消失,只是在交往方式现代化中被技术性地“淡忘”了。
出处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北大核心
2025年第1期19-27,共9页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基金
教育部重大项目“西南边境固边兴边强边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21JJDM003)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交往变革’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族际距离消融机制研究”(22AMZ006)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