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孟子以“好辩”著称于世,其“辩”包括游说诸侯的政治性辩对,以及与其他思想学派围绕仁义的学理性辩论。孟子对诸侯的游说辩对事业,最能表现其对现实情势考量的话语实践,可从法语与巽言来看。法语的论说特点是当面直陈对方的过错,是非标准分明,目的在于使论说对象思过改错。巽言的论说特点则是使人听之欣悦,启发对方的良知,从而劝喻诸侯推行仁政。二者的内核都是孟子积极致力于以王道仁政为核心的儒学政治思想的理论建设。就学理性辩论而言,孟子与他人的论辩“驳”的成分要远大于“立”。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其与告子之间围绕“仁义内外”及“人性之善恶”展开的一系列论辩。这种对抗性论辩的作用主要是澄清儒家义理的思想边界。而孟子真正安顿儒家义理之学的根基,当属其以四端之心为其性善说奠基性的论证。总之,孟子在思想上的创造性,与“辩”所造就的思辨理性有莫大的关联。正是对“辩”的自觉,使孟子不仅发孔子所未发,为儒家理论事业奠定规模,也以其论说实践为如何言说思辨性学问树立了一种典范。
出处
《广东社会科学》
北大核心
2025年第2期80-90,共11页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基金
国社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作为譬喻的‘规矩’:以战国诸子的论说为线索”(项目号22FZXB046)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