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小说《繁花》文体的独特性为研究者广泛关注。在分析这一问题时,研究者多结合作者自述,但若回归小说,它的结尾已自我指涉其叙述体式。在小说结尾处,准备为苏州河写剧本、制作电影的芮福安与安娜,同阿宝、沪生进行了一次关于“故事讲述法”的深入交流。辞别几位法国人后,阿宝不由得说起他们“乱拍”上海,因为芮福安是这样讲述心中理想的上海故事的:“一个普通的上海少女,穿普通的上海少女服装,下工后,驾驶一条小船,回到苏州河上游,一个贫民窟里生活。”阿宝指出他的想象完全不符合地理人情,芮福安所要求的“普通”也仅限于时代旁观者对于“最大多数群体”天真而无着落的想象,他最终也不过是觉得“少女,女工,船的画面”十分美好,上海便再次成了外来者眼中审美化的上海。
出处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024年第3期28-31,共4页
Modern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