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我国境外追赃的资产分享机制构建中,可分享或返还的犯罪资产的范围界定主要以没收制度为判断标准,但该判断标准存在的泛化问题导致国内立法与国际公约难以有效衔接。通过建立可供分享的犯罪资产的“正面清单”和不可分享的犯罪资产的“负面清单”,进一步细化和限定“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等犯罪资产范围,并排除被害人、善意第三人等合法资产适用资产分享,完善我国资产分享机制的适用范围、具体规则的构建,以期满足法治化和制度化的要求。
出处
《法治论坛》
2024年第3期200-214,共15页
Nomocracy Forum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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