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汉代有“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两种文献注释模式。董仲舒所代表的“六经注我”模式采用名号论和辞指论方法,建构起阐发微言大义而重义理、偏重主观臆断而轻训诂的特点。郑玄所代表的“我注六经”模式,揭示经典文本蕴涵的“元意”,整合各家各派的“不齐”,实现文本的统一。该模式采用了随文释义、运用训释术语、揭示句意和传疑等方法,注释的内容有解释字词、句意、古代名物、典章制度、语法和修辞表达,文字简约,经注相贯,同书竹帛。两者都是以为现实政治服务为目的,影响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垂两千余年。
出处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06年第3期104-108,共5页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