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二十世纪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女作家一直在做着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是冯沅君式的对男人爱与庇护的寻求；要么是花木兰式的女扮男装．八十年代女作家的男性话语表述方式使女性文学徒有其名而无实际特色．牺牲女性意识的这种文学选择对女作家来说是一份丰富而无边的隐痛，而在创作中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去触及自己的隐痛，试图通过肉体和欲望的超越寻找自己话语讲述的权力，消解作为社会文化主体的男性话语．性别的怨恨与创痛成为弥漫于八十年代女性文学创作的一个主旋律。
出处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3期62-66,共5页
Journal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