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有关“革命”的言说,跟有关“性”的言说,性质上似乎很难将二者相提并论,数目上亦无法等量齐观。“革命”和“性”,无论是作为“图腾”还是作为“禁忌”,我们似乎不是讲述得太多(顶礼膜拜,欢呼赞颂,大喊大叫),就是谈论得太少(嘁嘁嚓嚓,欲言义止,三缄其口)。其实这不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是一个“方式”(由谁说、对谁说等等)的问题,一个话语空间(场所、渠道、网络)的切割、分配和连结的问题。“一面固然是荒淫与无耻,然而又一面是严肃的工作!”经由类似这样的切割划分和安顿之后,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讲述和谈论它们了。实际上这种切割划分不可能是僵硬的一分为二,显然存在著无数复杂的连结、渗透。
出处
《文艺理论研究》
CSSCI
北大核心
1996年第3期40-49,共10页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